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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可不怕十三岁

2013-4-5 02:17| 发布者: admin| 查看: 1519| 评论: 0|原作者: 刘心武|来自: 新阳光作文教育网

摘要: 我站在他们当中,对吴校长,也对爸爸妈妈和彭老师说:“我不大懂。不过,我可不怕13岁!你们相信我吧,起码我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,弄得你们一群大人都为我着急!”
学作文,就上新阳光作文!
  吃晚饭的时候,我问爸爸:“外国人为什么害怕13这个数?”
  
  爸爸解释说:“西欧、北美,也许还包括澳大利亚一类地方,也就是信奉基督教的人比较多的地方,是有那么一种风俗,忌讳13,甚至害怕13,剧院里不设第13排,没有第13号,旅馆房间12号过去就是14号……这当然是一种迷信心理,以为13这个数不吉利,其实没有什么道理。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么个心理,有好多种解释……”
  
  我正听得起劲,妈妈用筷子敲着碗边说:“行啦行啦,吃饭的时候还说那么多的话!”
  
  爸爸不再说了。
  
  我可不甘心。我把筷子往桌上一放,宣布说:“我先不吃了。爸,你给我说清楚,外国人究竟为什么害怕13?”
  
  妈妈生气了,她先冲着我说:“你一个小孩子,琢磨这些事干什么?”又冲着爸爸唠叨起来,“你也是,他才多大,你就跟他胡扯这些个没用的题目……”
  
  到晚上看电视的时候,我又把这个题目提出来了:“爸,你倒是告诉我呀——外国人为什么害怕13这个数?”
  
  妈妈一听,瞪了我一眼,随后便瞪着爸爸。
  
  爸爸心不在焉地说:“其实他们也没有统一的解释。37爸反正就是那么一种迷信的心理。”
  
  我心里结了个疙瘩。
  
  自从我上初一以后,心里头结了无数个疙瘩。我提出的问题,老师、家长以及我所碰上的大人,不是不给我正面回答,就是他们也弄不清,这倒还罢了,他们竟常常责怪我不该提出那样的问题来,这就在我心里结上了一个又一个的疙瘩。
  
  哼,他们不回答我,我自己来解答!我要靠自己的力量,把一个又一个疙瘩全解开!
  
  电视上正播出一部电视剧,嘿,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?别提多假了——那个女英雄身中数弹,可偏不死,她抿个嘴、瞪着双眼,扔出一个手榴弹去,“轰”的一声,不消说,五六个坏蛋反倒一下子全报销了!他们骗谁呢?那些个什么编剧呀,导演呀——骗小学生还差不离,我可是上了初一的中学生了,谁还信他们那一套!我立刻指着荧光屏说:“那几个坏蛋真是傻帽儿!就算开头没把那女的打死,见着她举起手榴弹了,也得赶紧补几枪呀,怎么能挤成一团干等着挨炸呢?”
  
  妈妈一听就烦了,她指责我说:“你怎么能向着坏蛋呢?你这样下去还得了吗?是非不分,爱憎不明……”
  
  可是电视剧往下的场面更滑稽:另一个女英雄,搞地下工作的,打扮得妖里妖气;坏人发现她了,来逮她,人家把手枪举起来了,她呢,把手里的扇子甩过去——那扇子上原来装着尖刀;刀尖一下子扎进了坏蛋的手背,坏蛋手里的枪掉在地下……
  
  甭等我发话,爸爸先忍不住哈哈地笑出声来,他连连摇头说:“瞎编!唉,瞎编……”
  
  我立刻跟上去说:“什么破节目呀,给他们一个‘大哄子’!”
  
  妈妈这回冲着爸爸去了:“你瞧你给孩子都是些什么影响?跟你实说吧,小凯身上最近出现的毛病,十有八九都跟你这种影响有关!”
  
  爸爸望着我说:“小凯呀,你对大人的议论不要照搬照套……比如这个电视剧吧,毛病确实很多,可他们的立意还是好的;再说,搞一部电视剧也很不容易……”
  
  我可不服。许他说人家“瞎编”,就不许我给人家一个“大哄子”吗?
  
  我觉得大人们——从老师到家长,从邻居到偶然遇上的人——对我们实在是太不平等。不知怎么搞的,最近我心里总有那么一种反叛的情绪,大人不许我问的问题,我偏要问;大人不让我知道的事,我偏要知道;大人不准我干的事,我偏要干。
  
  有一天我问妈妈:“妈,你究竟是打哪儿把我生出来的?是真的打肚脐眼里生出来的吗?”
  
  妈妈吓得差点把手里的盘子掉到地上,她一张脸变得煞白,嘴唇哆嗦着。我仅仅是因为可怜她,才放弃了继续追问。
  
  事后,妈妈严肃地教训我说:“小凯,你可不许胡思乱想!你可不能学坏啊!”说着,她双眼里竟涌出了泪水。
  
  我莫名其妙。我怎么可能学坏呢?我可不是不知好歹。我只不过是好奇罢了。不过,我毕竟不愿意让妈妈伤心。我心里头其实很爱她,尽管她总叨唠我,把我当那种什么都不懂的小学生看待。为了不让妈妈伤心,我再没问过那个问题。我任心头结着那么个疙瘩。那并不是个了不起的疙瘩。在我急着想解开的疙瘩里,还数不上它。
  
  还有一天,我家来了客人——爸爸上中学时候的老同学,我得叫他马叔叔。马叔叔刚从法国回来,他好像是去法国参加了一个什么国际性的学术会议。爸爸和马叔叔聊得很欢。谁知当我正听得出神时,妈妈忽然严厉地把我叫到隔壁屋去,我老大不高兴地问妈妈:“叫我干嘛呀?”
  
  妈妈说:“做功课!”
  
  我宣布说:“我功课早就做完啦!”
  
  妈妈说:“你上小学时候,做功课多细心呀!就说作文吧,每个字都工工整整,摆在格子当中;现在呢,可好,那一行行的字真叫‘龙飞凤舞’!我刚查了你作的作文,内容嘛,还可以,可字迹潦草得不行,你重抄一遍!”
  
  我可不是上小学时候的我了,我皱皱鼻子说:“您甭跟我使计——我知道您干嘛把我叫过来,才不是为作文的事呢,您是不愿意我坐那儿听爸爸和马叔叔聊天!”
  
  妈妈承认这一点:“你能知道我的心思就好。他们俩越聊越随便,你听了理解不了,没好处!”
  
  怎么没好处?起码我知道了好些原来不知道的事。再说,我怎么就一定理解不了呢?为了证明我这一点,我得意扬扬地对妈妈说:“法国以前有个戴高乐将军,对吧?毛主席都说他了不起,对吧?毛主席还邀请他来中国访问呢,他也可愿意来啦,可是真叫遗憾——他还没来成,就逝世了……他个头特别特别高,咱们国宾馆里,所有的床他都睡不下,他要来呀,得给他特制一张大床,您听说吗?那得是一张特别特别长的床,床单、被子也得单给他做……不过,妈妈,戴高乐是好人还是坏人呢?得算好人吧?可马叔叔干嘛又说他是‘右翼’呢?”
  
  “你瞧,”妈妈烦恼地摇着头说,“你灌进一耳朵这些玩意儿有什么好处?把你的思想全搞乱了!这些问题,只有到你大了以后,才能够弄清楚!以后再有马叔叔这样的客人来,大人说大人话的时候,你就别往里掺和了,你要自觉地到这间屋来,功课做完了,你看看课外书也好嘛!”
  
  我觉得很委屈:“干嘛呀?以前你们倒不轰我,现在我长大了,反倒受限制,我不干!”
  
  妈妈只是焦虑地望着我。妈妈不叨唠的时候比叨唠的时候更具有说服力。我从她的眼光里看出来,她实实在在是为了我好。倒也是——我上小学那阵,当爸爸跟客人高谈阔论的时候,我就是在他们腿跟前摆弄玩具,耳朵里也留不住他们一句话,可如今就算我呆在这边屋里,他们那边偶尔飘过来的一句话,也总引得我心痒难熬……
  
  还有一天,一个什么单位给爸爸寄来两张戏票,爸爸、妈妈开头挺高兴,可一看日期,就傻眼了——那个晚上我们全家要去看大姨,是早就定好的,因为那天是大姨和大姨父的“银婚纪念日”,也就是说,他们结婚整30年,所以要隆重地纪念一下,我们全家都要去大姨那里吃饭,不用说,一定会有好多好吃的菜,最后一定还有一只大蛋糕,说不定还是在有名的春明食品店专门订做的——倘若爸爸、妈妈那个晚上不去大姨家而去看戏,大姨非气疯了不行。
  
  当妈妈把那装有戏票的信封往我家墙上的蜡染布信袋里一插时,我问:“什么戏呀?”
  
  妈妈随口应答道:“不适合你们小孩子看的戏。对你来说,倒没什么遗憾的。”
  
  哼,我都上中学了,她还总是左一声“小孩子”,右一声“小孩子”,谁说我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?谁说我分不清是非?谁说我不想学好净想学坏?
  
  我暂时没吱声。可临到该去大姨家的那个晚上,爸爸、妈妈正穿衣服准备动身,并且妈妈还扬着嗓子喊我也快穿衣服的时候,我忽然皱着眉头,揉着肚子,哼哼唧唧地向他们宣布:“哎呀,我肚子有点疼,我不想去……你们去吧,反正我是个小孩子,去不去大姨家也无所谓……”
  
  妈妈大惊小怪地赶紧用手掌来摸我的脑门,还一叠声地问我:“究竟哪儿疼?是胃,还是肠子?左边?还是右边?……”
  
  爸爸扬起一只眉毛,怀疑地望着我。
  
  我装得恰到好处,而且理由也越来越堂皇正大:“没什么,不要紧……可能是中午吃炸带鱼吃多了……不要紧的,你们放心去吧……再说,我还有3道代数题没做出来呢……你们回来给我带块蛋糕就成……我还想把英文复习一下,明天有测验……”
  
  妈妈逼我吞了两片什么药,又埋怨了一顿爸爸不会买东西——“那种炸带鱼多半都不新鲜,以后别再买了!你呀,要么从来不给家里买东西,要么一买就瞎买……”——这才跟爸爸走了。
  
  爸爸临出门对我了眼说:“小凯,你可得让我们放心啊!”
  
  其实我有什么让他们不放心的地方!
  
  我才不会胡来呢,我最瞧不起那些流氓小偷和不好好学功课的坏学生了,大人恐怕我跟他们学坏,他们就是不明白,像我这样的瞧着“格涩”的初中一年级学生,其实跟那号家伙完完全全是两码事儿!
  
  等爸爸妈妈走了一刻来钟,估计他们已经乘上公共汽车了,我这才行动起来——换下拖鞋,穿上外套,出得屋去,锁上屋门,然后一溜烟地跑下楼梯……
  
  我兜里揣着那两张戏票。我不过是要去看那出所谓不适合我看的戏而已。
  
  我就不信我看不懂那出戏。大不了是出外国戏。要么就是出古装戏。什么了不起的!我可知道英国好几百年前就有个大戏剧家叫莎士比亚,我也知道“卧薪尝胆”是怎么一回事儿……再说我兜里有好几毛零钱,除了坐车、吃糖葫芦,足够买上一份说明书,那种只能让大人牵着手进剧场、不懂说明书有什么用处的时代,对我来说算是彻底结束了。
  
  我来到了剧场门口。门口贴着大广告。一看广告我却“二乎”了。
  
  原来当晚上演的是无场次话剧《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》!
  
  最后我当然没看。不是我不适合看那出戏,是那出戏不合我口味。你当我还是小孩,凡戏都能耐着性子看么?我得挑那我乐意看的看。
  
  我长大了。我觉得周围的一切不再那么神圣。同时又觉得周围的一切格外神秘。
  
  上小学的时候,我对老师——不管是哪一位老师——全都有一种畏惧感。
  
  上了中学,我可开窍了。现在我知道,老师跟老师可不一样。不光是性格、年龄、长相什么的不一样。他们学历不同,挣的工资也大有差别。
  
  比如我们的班主任杨老师。要搁在小学,我可不敢小看她。可现在我对她的“老底”一清二楚:她是师范专科的毕业生,比人家师范学院毕业的老师差两年的学历,工资才挣四十多块,你说她有什么了不起了?我们班也真倒霉,人家初一(3)班的王老师是三级教师,一月挣一百好几呢;初一(4)班的齐老师不光大学本科毕业,还在杂志上发表过文章……我们班的呢?“你们班主任是谁呀?”一有人这么问我就发烦,我敢把眼一白,撇撇嘴说:“你管是谁呢!”
  
  开学不久,杨老师布置大扫除,她一本正经地宣布:“要爱护爱校里的一切公物……”
  
  我立即举手,她很吃惊,让我站起来:“罗世凯,你有什么问题?”
  
  “您说,学校里的一切公物都得爱护吗?”
  
  她望着我,微张着嘴,莫名其妙。
  
  我扬扬得意地继续问:“学校后门那儿垃圾箱里的垃圾,我们也得爱护吗?”
  
  她和全班同学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妙问镇住了,一时全场哑然。
  
  我幸灾乐祸地望着杨老师,看她怎么回答。
  
  她的脸开始涨得发红,生气地对我说:“罗世凯,你不要无理取闹,谁让你去爱护垃圾了?”
  
  我不慌不忙地反驳说:“咦,不是您说的要爱护学校里的一切公物吗?那些垃圾难道不是学校的,而是我们哪个私人的?”全班同学哄堂大笑。
  
  杨老师气得脸蛋上的肉直抖。她用黑板擦敲敲讲台,让同学们安静下来。
  
  我等待着她当众发火,但她竟把冲到喉咙的火气压下去了。她静默了几秒钟,然后用强硬的语气对全班同学说:“我们说爱护公物,指的是爱护公共财物,‘财物’的意思就是指有价值的物品;垃圾是废物,不是财物,没有价值,所以当然不能去爱护它,而应当把它清除掉!”
  
  我想大多数同学一定立即被她征服了。我一时也不得不佩服她的涵养和口才。
  
  杨老师对全班同学讲完,又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,严厉地问我:“罗世凯,你听懂了吗?”
  
 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非反抗到底不可。忽然我灵机一动,梗着脖子继续争辩:“垃圾可以用来压成建筑材料,电视上演过那样的节目,有一种机器,能产生很大很大的压力,把拉圾压成一块一块的建筑材料……所以垃圾也有价值,也是财物……”
  
  同学们被我引得又活跃起来,教室里立刻充满小声的议论……
  
  杨老师这回可真气坏了,她的脸色比猪肝还要难看。她挥手让我坐下,宣布说:“好,开始扫除吧!扫除完毕,请罗世凯同学到校长室去一趟!”
  
  什么?到校长室去?不是到年级教师办公室去,而是到校长室去?哼,她以为这就能把我吓倒吗?我才不在乎呢!
  
  在大扫除的时候,我干得比谁都欢。我要让杨老师知道,我提出那样的问题,绝不是因为我反对大扫除,更不是我故意捣乱。瞧吧,我才不是坏学生呢,我能既不怕累,也不怕脏!
  
  临到参加清除学校后门的垃圾时,我更表现得积极,一边用铁锹往车上铲垃圾,一边吆喝着,一会儿嚷:“我可不能爱护你呀!”一会儿叫:“你可不是没价值呀!”逗得班上的男生全都不住地哄笑。
  
  扫除完了,我去校长室。要搁在上小学的时候,一听“校长室”这三个字,我没准就得吓个半死,可现在我一点也不怵,校长又怎么着?校长这官可没多大,上头还有教育局管着他呢,再说就是教育局局长也没什么了不起,不是还有教育部吗?部长上头也还有人管他,你看,都有人管,他们谁也不敢错待我,要是错待我呀,我就往上告他们!
  
  我敲了门,喊了“报告”,得到允许,这才进去。别以为我是个无法无天的家伙。
  
  我们校长姓吴,瘦高个儿,戴副眼镜,看样子比我爸爸大不了多少。
  
  他请我坐,我便大摇大摆地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。他给我倒了杯开水,我说了声“谢谢”,也便大模大样地端起来喝了几口。
  
  我等着他开训。他却仿佛全忘记了杨老师所告的状,而是跟我闲扯开了。他问我来学校报到那天,对校园的总印象怎么样。我说印象不错。他缓缓地摇头说:“不见得吧。你不觉得失望吗?——咱们学校的楼太旧了!”我点头承认,是有点失望。我问他:“不是说咱们学校要盖新楼吗?”他点着头说:“的确。过两个月就开工。”我见他说这话的时候愁眉苦脸,不禁奇怪,忍不住问:“盖新楼不是大喜事吗?您干嘛好像不高兴似的?”他叹口气,好像跟我商量似的说:“要盖新楼,就得先把东边的旧楼拆了呀。这样,初二和高一两个年级,恐怕就得按二部制上课了。对他们来说,这可是学生时代的损失呀!可不安排他们上二部制,又怎么办呢?”不知怎么的,多半是吴校长那推心置腹的神态语气感动了我,我拍拍胸脯说:“干嘛让初二上二部制呢,让我们初一的上二部制吧,我们都不小了嘛,是不放心吗?怕我们没有自觉性?不上课的那半天满世界跑,胡闹?”吴校长沉思地说:“其实二部制对哪个年级都不利,都会有个别的学生因为这原因变坏……可是综合各种因素权衡起来,还是不能让初一的学生上二部制,因为你们这个年龄,还是最不稳定的时候,最容易……”我截断他的话说:“您以为我们最容易变坏?因为我们还小?”吴校长望望我,和蔼地笑着说:“那倒也不是。说实在的,我还是倾向于想另外的办法,比如说,租一批活动房,不过,那样操场又没有了……也许,我们可以把体育课拉到护城河边去上?”
  
  我一听就嚷起来:“嘿!您想得倒美!人家会罚您的款的!——现在园林局把那些地方全管起来啦,您当能随便在那儿跑百米哇?”
  
  吴校长点着头笑了起来,笑得直咳嗽,他赞许地说:“你真是一针见血!是那么回事儿!咱们可不能让他们罚款,是吧?”
  
  我们俩聊得挺欢,吴校长还拿出新的图样来给我看,忽然杨老师来了。显然,吴校长跟我交谈的情景让她大为吃惊。
  
  杨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出现,使我尴尬起来。
  
  吴校长却若无其事,他招呼杨老师“快坐”,又对她说:“罗世凯同学也主张我租活动房。至于体育课怎么上,总能找到解决办法的。”
  
  我没想到,杨老师一开口,反倒是和校长表扬我:“刚才同学们一致反映,大扫除当中罗世凯表现得特别好,尤其是不怕脏,积极地清除垃圾……”
  
  我真想跟她说:“我那么提怪问题,跟您抬杠,不对……”可就是说不出口。干嘛非我得认错呢?我只是低着头,假装正在研究新楼平面图中的一个细节。
  
  这时候我耳边响起了吴校长的话语:“罗世凯,你是班上有影响的人物,特别在男生里头,你是有代表性的一员,希望你一定从各方面支持杨老师的工作,就像从各方面支持我这个校长的工作一样。从小学到中学,是人生从童年时代向少年时代过渡的阶段,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啊!它的意义,不比中学毕业以后,从少年时代向青年时代过渡的那个阶段意义小呢!”
  
  啊,敢情人生有好多阶段:幼年、童年、少年、青年、壮年、中年、老年……
  
  吴校长的话,让我动了心。可也不知怎么搞的,我还是改不了跟大人抬杠的劲头。你说东,我偏要说西。你让我往南,我偏要往北——最要命的是,我明明知道大人让我往南是有道理的,我也偏要先往北拱一段,然后再悄悄地朝南拐。
  
  我忽然变得爱照镜子了。上小学的时候,镜子对我毫无意义——除非公园里花钱才让照的哈哈镜——我那时候甚至记不清家里究竟有几面镜子,可是现在我不仅充分地利用着洗手池前的小镜子、爸爸妈妈屋里那大立柜上的穿衣镜和妈妈那梳妆匣上的椭圆形镜子,而且,我那磁铁开关的塑料铅笔盒中,也有一面专供我使用的小镜子。现在不用妈妈督促,我就能主动把脸洗干净,而且绝不让耳朵背后留有污垢;我一个月里至少在洗澡堂里洗两回澡,过去总是爸爸带着我去,现在,对不起,他叫着我的时候,我总是“没工夫”,而我去的时候根本也不约他。在澡堂淋浴的时候,我特别有一种异样的感觉,就仿佛我身体里窜进去、流动着一种原来不属于我的东西……
  
  正当我跟杨老师相处得不错的时候,忽然有一天吴校长来班上宣布:“你们的杨老师病了。她需要住院治疗。也许还要动手术。以后由彭老师来代她的课并担任你们的班主任。”
  
  这位彭老师一开始很让我们兴奋——他有四十来岁了,听说挣七十块的工资,不消说学历、年龄都比杨老师强;而且他讲话比杨老师风趣,头一堂课就把我们逗得不断发笑。可是几堂课上过去,我就发现他备课没有杨老师认真,他那些逗趣的话其实全不是什么知识,正经该传授的知识他却讲得含含糊糊,而且有时候也还把知识讲错。有一天下课的时候,我故意凑到讲台跟前向他提问,在他回答我的时候,我根本没听他的,只是注意观察他那摊开的备课本——嗬,他还让我们把字写工整呢,瞧他那教案,潦草得跟鸡爪子扒过一样!这几秒钟的印象,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刺激——敢情不一定挣工资多的,课就一定讲得比挣工资少的好。
  
  当晚在家里看电视,新闻里有一段开一个什么科技方面的会议的报道,当画面上现了一个满脸褶子的老专家时,我故意大声地发表议论说:“嗬,呆头呆脑——甭看资格老,其实不一定有什么真学问!”
  
  妈妈一听就急了,训斥我说:“你怎么张口就这么反动?你跟谁学的?”
  
  我理直气壮:“谁反动?我有我的看法,许不许?”
  
  妈妈决定立即压下我的气焰,她宣布说:“不许!你还不到对这类事有你的看法的时候!你应当听老师和家长的话,不许胡思乱想,更不许胡说八道!”
  
  我扬起下巴,冷笑着。恰好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孙中山先生的像,我便故意又大声议论说:“其实孙中山特别喜欢蒋介石。北伐战争的时候,蒋介石是北伐军总司令呢!”
  
  妈妈简直是打算把我扭送派出所,她用两个拳头捶着她的膝盖说:“你还要犯浑是不是?你不当上小反革命不甘心是不是?你就这么浑下去吧——早晚有一天你给咱们家惹祸!”
  
  爸爸一面劝她一面劝我:“你也用不着上这么高的纲,别急成这模样——小凯呀,你不要故意惹你妈着急、生气。过去,老师跟我们教给你,让人知道蒋介石是大坏蛋,这个结论是推不翻的。这是就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总作用下的结论。当然啦,你现在大一点了,知道的也就多一点。你知道孙中山先生信任过他,他当过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,当过北伐军总司令……也就是说,在他背叛革命之前,他也曾经有好的一面,那么,你应当怎么想呢?你不应当觉得原来大人告诉你的结论不对,只应当懂得:一个人的好坏不是一成不变的……”
  
  “行啦行啦,”妈妈打断爸爸的话说,“你越讲那些个越长他说反话的习惯!他这种乱说乱道的习惯说到底都是你纵容出来的!你就这么纵容下去吧!”
  
  眼看他们就要对吵起来,我只好跺跺脚说:“好啦好啦,我不说不问了还不行?快看电影吧!”
  
  电影里播出那部影片本是我们盼望已久的,结果大家情绪都受了影响,兴趣大减。
  
  第二天上彭老师的课,我比往常更注意挑他的错。他在讲解“阴森”这个词语的过程中,为了增添同学们的兴趣,举例说:“法国巴黎,有个巴士底狱,嗬,那里头呀,又黑暗又潮湿,可瘆人啦!你们看过电视连续剧《双城记》里头,有的镜头就是在巴士底狱里拍的……”
  
  听到这儿,我立即把右手高高举起。
  
  彭老师把我叫起来:“你有什么问题?”
  
  “我没问题。可你讲错了,”我郑重其事地宣布,“巴黎,巴士底狱早在二百来年前就让人民给拆了,拆得一块砖头都不剩……”
  
  彭老师耸耸肩膀说:“是呀,那又怎么样呢?”
  
  “你讲错了!”我怀着一种胜利者的喜悦,大声地宣布说,“你说《双城记》有的镜头是在巴士底狱里拍的,这根本不可能。巴士底狱早就没有了,现在那地方是个广场,叫巴士底广场、广场当中有个高高的纪念碑、上头有个自由神的塑像,背上有一对翅膀……”
  
  彭老师很是狼狈。可他绷着脸瞪着我,不愿意当着全班同学认错。他想了想,敷衍地说:“巴士底狱拆没拆跟我们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,我们现在弄清楚的是‘阴森’这个词的含义,而巴士底狱的景象确实最适合用‘阴森’这个词来形容……”
  
  他挥手让我坐下。我没坐下,而是环视全班同学说:“他讲得不对。巴士底狱肯定早就拆了。我爸爸的老同学马叔叔前些日子刚从巴黎回来,我当面听他讲过巴士底广场的来历。”
  
  我的这种态度,以及班上大多数同学——包括一部分女生——对我的露骨钦佩,强烈地激怒了彭老师。他气得把讲台猛地一拍冲着我怒吼起来:“罗世凯!你要干什么?究竟是你讲课,还是我讲课?”
  
  嗬,给我来硬的,我才不怕呢!我从容不迫地对他说:“反正谁讲也不兴瞎讲,讲就要讲正确……”
  
  彭老师气得眼珠都快从眼眶里蹦出来了,他气急败坏地伸直胳膊指指我,又指指门,命令说:“你不愿意听我的课,就请你出去!出去!”
  
  要在小学,我非给这招吓哭不成。可现在我才不怕。出去?出去就出去!怎么着?
  
  我冷笑着,毫不犹豫地离开座位,在同学们众目睽睽下,晃着肩膀走出了教室,并且在一股我自己也弄不清的力量支使下,又一直走出了学校,当我稍微冷静一点以后,我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热闹的街头。
  
  风吹着我的脸。我这才觉得自己的脸有点发烫。我把双手插在裤兜里,挺着胸脯顺着人行道往前迈步。多数行人并不注意我,只有一个卖糖葫芦的大小伙子用一种古怪的眼光望了我一阵,还有一个显然是农村来的背着一摞丝棉的半老头儿,斜着一对老鼠眼瞥着我好几眼……我心里只是暗笑。我理也不理他们,管自朝前去。我想那些个编破电视的人这下可有得瞎编的了——我,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,因为被老师轰出了课堂,流落街头,结果轻而易举地被教唆犯俘虏,从此堕落下去……自然,最后我经历了番坎坷,总算“浪子回头”,结尾是我又重新回到班上,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鼓掌欢迎,于是这时候唱起一首插曲,大概少不了还是请李谷一阿姨来唱,她用一种娇滴滴的气声演唱着:“回来吧,孩子!回来吧,孩子!你这迷路的孩子,快回到集体的怀抱……”于是镜头上是我的大特写,演我的演员因为哭不出来,导演拍那个镜头的时候就往他眼眶里点甘油……
  
  “咳,什么呀——瞎编!真该给他们一个‘大哄子’!”我不禁笑出了声来,“我?我能因为让彭老师轰出来就变成小偷流氓吗?笑话!”
  
  于是我刹住脚步。我决定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,非常有意义的事。哼,我要让大家知道,我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不会堕落,反而会出乎他们意料地充分表现出我的优秀品质。
  
  我应当做一件什么事呢?忽然,我想到了杨老师。杨老师正在住院,我应当去看望她!我不能空着手去,我要给她带去一样她特别高兴的东西!
  
  想到这里,我便对身上的口袋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搜索,结果一共找到了八毛六分钱,这都是我从妈妈给我的零花钱里节省出来的。
  
  手里摸着八毛六分钱,我沿着大街往前走,望着每一家路过的商店。我该给杨老师买样什么东西呢?吃的?用的?……啊,花木商店!对呀,买吃的,买用的,都不如给杨老师买一盆花儿!
  
  我便到花木商店里,给杨老师用八毛儿买了一盆翠绿的文竹。
  
  捧着那盆文竹,我来到杨老师住的那个医院。我跟班上的同学前些时来医院看过她一次。那次她见到我非常高兴。这回看到我捧着一盆文竹来看她,一定更加高兴。不过,她会不会问我:“我怎么这时候来?这时候不是该上课吗?”我怎么办呢?撒个小谎,还是干脆实说……
  
  可是到了医院住院部,人家跟本不让我进去。原来那天全天都不让探视病人。有什么法子呢,我只能把文竹留给了他们,让他们转交给杨老师。人家问我:“你是她家什么人?”又跟我说可以随花盆送进个条子去,我只是说:“你们就把文竹先送给她吧。”我条子也没写,就离开医院了。
  
  离开医院以后,我忽然无聊得要命。我有点后侮我花掉的那八毛钱,因为我来到了电影院门前,刚好有一场《疯狂的贵族》,这电影爸爸往家里拿过招待场的票,那时候我根本不想看,可现在我要能看上一场该多好呀——票房里的那个阿姨托着腮帮子发愣,有的是卖不出的票,但我手里归里包堆只有六分钱了。唉,没法子,我只好在电影文告底下转悠了一圈,用五分钱买了一根巧克力冰棍,小口小口地吮着,懒洋洋地继续朝前盲目地走去。
  
  我真希望能遇上点什么奇迹,比如说,有个大流氓正欺侮一个小女孩,那么我一定立刻冲上去抱打不平;再比如说,忽然前面树根底下出现一个钱包,鼓鼓囊囊的,里头至少有一百块钱,还有工作证什么的,我立刻捡起来,并且立刻奔跑着去交给警察叔叔……末后失主找来了,他感动得要命,抽出一张十元的钞票要酬劳我,我便高傲地说:“你要这么看待我,我就把你的钱包扔回那树根底下去!”……可我又干嘛非得扮演正面角色呢?我干嘛不拣起一块石头,朝那药店的大玻璃窗扔过去?也许那就会把我逮起来,关进拘留所,我都这么大了,尝尝拘留所的滋味又有什么不可以呢?还有那信托商店的收购部,挂着好大的一块牌子:“谢绝参观”。凭什么“谢绝参观”?我干嘛不勇敢地闯进去?人家轰我也不走,我就是要参观嘛!……喏,前头是一家储蓄所,究竟存钱是怎么一回事?干嘛要给存钱的人利息呢?这不是鼓励不劳而获吗?我身上正好还有一分钱,一分钱给不给存?一个月给多少利息?……
  
  可是到头来我既没遇上什么奇迹,也没真的胡来,我走进一座百货商场,很快便找到一件既能消耗我那多余时间和多余精力,又很有意义的事来做——我帮助清扫场地的那位师傅推着地刷来来去去,那地刷跟地面的接触宽度足有一米半还多,蘸了汽油,推着锯末往前那么一推,地面就变得干净极了,推把上还安装着一个铃裆,遇到有顾客挡路时,我们就按铃提醒他们。
  
  那师傅有我帮忙,省劲多了,工作效率也提高了许多。当然,他问了我:“小同学,你们今天怎么不上课呀?”我就撒谎说:“昨天我们学校开运动会了,所以今天休息。”他表扬我说:“你昨天也有竞赛项目吧?瞧,累了一天,你也不歇着,还来义务劳动!”我随口说:“没事儿!我爱推铅球,帮您这么一扫地,我胳膊不就长劲了吗?”
  
  说实在的,我干得蛮快活,不知不觉就到了商店关门的时候了,我还要帮那师傅做最后的清扫,他无论如何不让了,说我该回家了,不然家里大人会着急的。临告别时,他一再问我是哪个学校的,叫什么名字,我挺不情愿地告诉了他。出了商店以后,我为这一点后悔了半天,我溜溜达达地往家里去,心里很轻松。我觉得天边的晚霞像一团团粉红色的草莓冰激凌,而那些电线杆上伸向马路当中的新型路灯,活像一把把可以用来吃那些冰激凌的大勺子。我把跟彭老师闹纠纷的事撇在了脑后,就仿佛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……
  
  直到上了楼,来到我家住的单元门口时,我才感觉出今天毕竟有些异样。我家的门没有掩实。推门进去,耳边立即传来两个重叠的声音:一个是妈妈抽泣的声音,一个是吴校长劝慰的声音:“要知道,13岁的确是个可怕的年龄。孩子在这一岁里生理上、心理上都发生了某种剧烈的震荡,我们一定不能简单化地去理解他们和对待他们,尤其要避免从政治上、品德上去给他们生硬的结论,而应当学习一点少年心理,准确地把握他们的心理状态,同时引导他们逐渐地认识自己和约束自己,像关心他们的生理卫生一样,帮助他们搞好心理卫生……”
  
  我站在过厅里,屏住气息听了听,说实在的,没有听懂,可我忽然非常感动。光吴校长讲话时那种声调就令我感动。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些话语比我以往听到过的任何话语都更神秘……13岁是可怕的!13岁为什么是可怕的呢?还有,什么叫心理卫生啊?
  
  爸爸最早听出了我的动静,他突然从里屋走出来,望着我,脸上的表情说不出的复杂。
  
  “他回来了。”爸爸向里屋的人们宣布说。
  
  我随爸爸进了屋。
  
  坐在沙发上的妈妈一看见我,竟然用手绢捂着鼻子,索性哭出声来。就因为我正好13岁,她就怕成了那样吗?
  
  屋里还坐着彭老师。他见了我,脖子上的喉骨直滑动,仿佛在这以前他一直有口气咽不下吐不出,这时才开始松快起来。我注意到我书包已经搁在桌子上了,显然,是彭老师给我带来的。我忽然可怜起他来。巴士底狱真不该拆得精光,哪怕拆得只剩一间牢房也行,那样我跟他就全都正确了……
  
  只有吴校长表情很平静。他点点头说:“正在说你呢。其实我知道,就是你说着反话的时候,跟老师和家长抬杠的时候,你的心眼也并不那么坏。你现在是不是挺喜欢照镜子?”
  
  我点点头:“喜欢。您怎么知道的?”
  
  吴校长说:“因为我也有过13岁。可是我跟好多好多的大人一样,平平安安地过来了,还有一个16岁。这是两个生理上、心理上震荡得最厉害的关口。要学会像照镜子检查自己的容貌一样,经常地约束住自己的心理冲动,你听得懂我的话吗?”
  
  我站在他们当中,对吴校长,也对爸爸妈妈和彭老师说:“我不大懂。不过,我可不怕13岁!你们相信我吧,起码我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,弄得你们一群大人都为我着急!”
  
  妈妈发出一阵形容不出的声音,又像哭,又像笑……
  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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